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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兵:后疫情时代,要让在线化、数据化成为基金会的“一把手工程”

2020-05-15

新冠疫情正在深刻改变着所有领域。


在消费实现从线下向线上的转移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服务也大规模地从线下向线上转移。站在明天看今天,会发现这已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后疫情时代,在公益领域,后有疫情冲击,前有互联网科技挑战,基金会以及更多元的公益机构如何直面这个已经到来的时代?它们如何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与参与空间?


当然,公益行业亦有先行者。在创始人王兵的布局和推动之下,爱佑慈善基金会(下称“爱佑”)过去十多年一直在构建在线化、数据化。爱佑也被专业人士誉为第一家数据驱动的基金会。得益于这样的基础,在此次抗疫中,爱佑表现亮眼。爱佑是如何做的?又是如何做到的?《社会创新家》对爱佑创始人王兵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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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化、数据化支撑高效抗疫




《社会创新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已三月有余,回望总结过去三个月,受限于地域、业务范围、人力、渠道、专业能力等因素,真正深度并成规模地参与抗疫的公益慈善机构并不多。作为一家医疗救助的基金会,爱佑在此次抗疫中有哪些突出表现?


王兵:这次抗疫,现场救助主要是政府在做。我们最初讨论抗疫策略时,达成的核心共识就是怎么能支持到真正的“战士”。战争时代,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是将军和战士;而抗疫的战士,就是白衣天使。所以我们迅速把对医护人员的支持作为资助方向。


我们推出了“天使加油站”计划,为湖北一线医护人员,和全国各地支援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提供直接的资金补助,其中也包括感染的医生。此次抗疫,爱佑筹款金额近8000万元,支持了15000多名抗疫的医护人员,捐赠抗疫物资超过18万件。


《社会创新家》:能迅速、准确地完成这些救助工作,得益于爱佑的哪些优势?


王兵:总结起来应该是渠道优势和在线化、数据化的布局。爱佑凭借自身在儿童医疗领域15年的深耕,累计拥有全国100多家医院渠道优势,可以快速了解医院的诉求,并以此为基础设计项目,同时对接社会资源、启动各平台筹款。


更重要的是,依托爱佑十多年的在线化、数据化布局,在春节和员工返京在家办公期间,筹款、签约、执行、监督、反馈等所有环节,都在更加高效、规范、有序的线上系统中进行,在爱佑数据化系统间流动,没有任何延误和质量的衰减,并保证合规透明。


爱佑支持范围覆盖武汉协和、武汉同济、金银潭、中日友好、上海仁济等湖北地区优秀医院及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近40家


《社会创新家》:在线化、数据化具体在疫情项目中怎么体现的呢?


王兵:我来举一个时间的例子——2小时。疫情爆发,各行各业都不能正常上班,爱佑的同事在家办公、隔离,但我们要启动抗疫新项目,在系统中搭建一个全新的项目流程,筹款入账、申请、与医院端的审核、流程审批、付款,中间涉及7个部门协调工作。


资管系统的配置和新增抗疫捐赠业务流程(20分钟)、资管和财务系统之间的对接(20分钟)……全程不到两个小时完成,并将第一笔善款支付出去。


这2小时,让整个新业务无缝接入到爱佑的系统中善款进入财务系统,支出进入捐赠人专户系统,业务的全流程进入业务系统,同时数据沉淀进入数据仓库,永久保存,每一分钱清清楚楚,都在线上,分毫不差。


如果还是人工在做,几笔善款还好,但是几千万呢?上万人呢?系统搭建好之后,不管多大量的资金,一分钱还是一个亿,不管善款支出多大体量,一个人还是一万人,都非常清楚、每笔可查、瞬间完成,这是纯人工工作达不到的。这就是在线化、数据化的力量。


数据业务是“一把手工程”




《社会创新家》:爱佑的在线化、数据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有哪些重要的节点?


王兵: 基金会成立之初还是PC时代,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我们就开始了信息化建设。2011年,互联网时代到来,我们的业务和管理开始进入在线化,到2015年左右,我们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在线完成。2017年,我们成立了大数据研究院。


十余年来经过“办公自动化—流程在线化—业务数字化—基金会数据化”的不断迭代,才能到今天全面进入数据化的时代。


2019年,爱佑全面实现筹款、行政、业务、资管、反馈流程全部在线化、数据化,成为一家全数据驱动型基金会。


《社会创新家》:爱佑的基因里有企业家和互联网基因,所以比较早的开始做数据化布局,最初是谁在指导变革,树立了怎样的目标?得到了哪些人的支持?


王兵: 当时,爱佑把数据业务定为是一把手工程,也是由我开始主导、全员参与的一场变革,我们树立了数据化智能化的目标,我亲自担任数据领导小组组长。全员发动,全员支持,当时成立了管理委员会,下面设立工作小组,管理委员会当中各个业务线的负责人都在,工作小组每个业务线指派一个人进组。


除了我,BAT、TMD也都是我们的理事单位或者支持者,他们也会提供资源并且促使我们去这么做。在线化和数据化需要持续投入,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


《社会创新家》:当时做了哪些举措,面临哪些困难?


王兵:首先梳理了爱佑的数据现状,发现和大部分传统企业一样的问题。就是数据有,但是数据使用标准不一样,不是结构化数据,口径不一致,系统之间数据没有打通。


举个例子,比如病种的称呼。各医院的习惯叫法不同,“爱佑晨星”的救助病种里有一个髋关节脱位,原来叫CDH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后来改成DDH发育性髋关节脱位,也有宽泛的称呼髋关节发育不良……我们数据化第一步,就是统一病种编码,他们统一叫ICD10。


这里要参照国际标准及国内各省份医保体系的病种编码, 尽量兼容更多的国内医疗标准体系,还要向国际标准靠近这样做以后,才能和各个外部系统在同一标准下对话。


所以第一步工作,就是梳理数据,建立数据标准。要改变成结构化数据,需要大家做很多初始化的工作,相当于更改了每个人的习惯,当时从“数据字典”开始做起,439个字典内容,每一个都要做梳理和标准制定,以后大家在工作当中就会统一。


可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在技术上,而是整个机构要实施数据化,给大家工作带来的冲击和变化,是从0到1的过程,需要全员的努力。


《社会创新家》:爱佑的在线化首先应用于“爱佑童心”项目,这项业务的在线化是如何一步步进化的?


王兵:2006年,我们就开始与医院通过互联网共享信息,按照基金会的救助标准对医院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


2011年,我们进行了系统升级,自己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业务系统,这时候跟医院之间的业务不再依赖外部工具,也可以根据业务做灵活的个性化设定。


2017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们针对患儿家长做了调查问卷,发现有94%的家庭使用了智能手机,有超过70%的家庭使用手机进行打字聊天。基于此调研,我们启动了儿童医疗的在线化项目。现在部分项目的申请填报可以由家长独立完成,也可以由医院协助完成,均为结构化数据。现在,我们儿童医疗整个业务流程,都实现了在线化。


资金流向系统、全程可视化



《社会创新家》:资管平台的在线化、数据化是从什么时候启动的?这份推动捐赠可视化的决心来自哪里?


王兵:资管平台是2018年开始启动建设,2018年底建设完成。它承担着打通爱佑业务、资金、捐赠人的核心枢纽工作。爱佑推动捐赠可视化的决心来自于对捐赠人深刻的了解,和对行业趋势的判断。


《社会创新家》:能否描述下资管平台运作的具体场景?它的智能化、可视化具体是如何体现的?


王兵:简单来说,资管平台掌管了爱佑每一笔善款的收入、支出,所有的资金流向,能让业务、财务、捐赠人端通过这一个系统实现三个端口的互通。这个复杂系统需要可视化,让大家对资金流动有更清晰的了解。


第一,在捐赠人台账方面,不论捐赠金额大小,每个直接给爱佑捐赠的捐赠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专属账户,将捐赠人的每一笔捐赠资金与每一笔公益支出都做出清晰列式。捐赠人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善款使用台账,内容丰富、可视化强、颗粒度细,清晰呈现爱心善款支出的明细情况。捐赠人也可以随时登录平台,在线查看自己的善款动向。


第二,在区块链技术应用方面,2018年8月,爱佑慈善基金会区块链救助公示平台正式上线。爱佑童心、爱佑天使和爱佑晨星三大项目救助患儿信息公开上链(已做脱敏处理),区块链的特点是,数据一经上传、无法修改,让捐赠人及公众可以看到每一个被救助的患儿信息,监督善款使用的同时,让捐赠人及公众更加放心。


公众可以随时通过爱佑官网和微信公众号查询(隐私信息已处理)


第三,在资金流向的可视化方面,有一个资金流向的桑基图,每笔善款收入、每笔支出都可以在这个动态图上找到,从捐赠端,到虚拟账户,再到项目、到执行单位到最终受益人,每一条线代表一笔款项的流动,2019年,爱佑的桑基图上有4万多条线。款项的流动,一目了然。


爱佑资金流向轨迹通过桑基图可以清晰体现



《社会创新家》:捐赠人专户系统的上线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例如上线的时间节点、进化的过程。


王兵:2018年,我们发现爱佑每个月给捐赠人发台账的时候都是人工进行数据拆分、对账、维护每个捐赠人的账户,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利用程序让新产生的账单与捐赠人的捐赠意愿进行智能匹配,极大减轻了业务人员的手工工作。在此基础上,2019年上半年,我们开始为每个捐赠人建立专户,并用系统来管理这些账户,最终每个捐赠人在爱佑的系统里都有一个专属账本,可以看到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并能够根据自己的捐赠意愿进行智能匹配。


当完成捐赠人专户和数据化捐赠人台账之后,我们根据数据进行可视化,让每一笔收入支出都能像流水一样感知它的上游、下游和最终去向。


爱佑成为数据驱动型基金会




《社会创新家》:现在爱佑正在利用数据化向智能时代尝试,会有哪些更为进步的表现?


王兵:对我们的工作会有更为细致、深入的影响。比如,现在我们已经部分实现患儿申请材料智能化审核分析救助患儿和家庭的数据,建立数据模型,建立出贫困家庭的画像和标准,大大提高审核效率和准确性。


再比如,对所有的捐赠人和受助人,我们能得到更为精准的画像,面对捐赠人的需求,能进行更为精细化、智能化的匹配。



《社会创新家》:爱佑做了这么多系统建设和铺垫,希望借助数据化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王兵:数据要真正产生价值,必须用来指导决策。没有数据就不能支撑决策,公益慈善事业更不能拍脑袋。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分类提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域的改革方向和具体举措。其中,数据首次被列为要素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数据是所有组织真正的生产资料,在这方面,我们大家要补的课很多。


数据化是公益未来的必经之路




《社会创新家》:新冠疫情让线上化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是否对公益行业是个唤醒?公益行业在线化、数据化的必要性是什么?


王兵:是的。在商业领域,SARS之后商品的购买陆续转移到线上完成,促成了阿里、京东的崛起。而这次疫情之后,服务的在线化基本实现了,比如线上教育、互联网医疗、本地生活等等。我们发现,数据化、在线化无所不在,比如小小的健康码,背后就是数据化支撑。


互联网巨头太强大,线下线上他们都表现得很强势、很先进,如果公益行业不迎头赶上,不是数据驱动,都没有办法跟先进生产力对接,更没有办法跟商业在同一个维度对话。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数据化趋势都会存在,大环境的变革都会发生,进入不到这个环境和系统中做事,社会资源对接不上,就会被边缘化。


《社会创新家》:在线上化和数据化的打造上,爱佑有哪些经验可以提供给行业?


王兵:总的来说,第一是决心,要有把这个当做“一把手工程”来做的决心,这也是对机构负责人的考验,公益既要情怀,也要具备专业性;第二,要树立全机构员工的数据观念,这是基本前提;第三是持之以恒,这是一场马拉松,恒心和坚持是关键。


爱佑也做了很多分享,比如2019年和阿里云共同推动技术公益,做了多场技术公益全国巡讲,覆盖了近百家公益组织,把爱佑数据化建设的经验进行分享。


今后,爱佑还将继续尝试和创新,希望能为行业提供更多的分享和价值。

  以上文章来源于社会创新家,作者宋厚亮、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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